【文／喬齊安】
「我為了給小說賦予真實感，就創作了記錄體小說。當時已經有人說這個不能叫小說，只是一篇犯罪紀實文學，而我卻把這些批評視作小說的成功。」
──山本禾太郎
在二○二三年由臺灣知名作家既晴譯作的《艋舺謀殺事件》正式推出，為台灣犯罪文學投下一枚震撼彈，由於本作原刊載於一八九八年《臺灣新報》時明治時代日語判讀艱困，並佚失一期內容，故始終未有人能將其還原內容並付梓出版。可以肯定的是，本作黑岩淚香之後、先於江戶川亂步的珍稀性，改寫了現有的日本推理史前史，待日本引進認識後，是足以轟動文壇的大事。
這位身分不明的日本作家三本（さんぽん）所留下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便是一八九八年底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的《苗栗小使命案》，令人驚奇的是，本作並非小說，而是忠實收錄了一件冤獄的審判紀錄、法醫鑑識、甚至是偵訊過程的「犯罪實錄」。筆者對日本犯罪推理領域素有研究，本文中便從史觀角度來探索《苗栗小使命案》的特殊意義。
對亂步有提攜之恩的醫學博士小酒井不木本身不但是一位優秀作家，也發表過多篇戰前被稱為「偵探小說」的相關論文。他在研究中指出，其實「犯罪實錄」（探偵実話）早在江戶時代至明治初期就開始流行，當時這些實錄內容半真半假，虛實混雜，卻普遍被大眾相信真有其事而備受關注。一八七八年時，假名垣魯文的《高橋阿傳夜叉譚》、須藤南翠《夜嵐お絹》等描寫真實存在的「明治毒婦」故事，在報章連載中廣受歡迎，但這些作品的內容以作家的想像居多。
這個風潮延續至黑岩淚香推出國外翻案小說的一八八八年後也沒有改變，事實上淚香重要的原創作品〈無慘〉，便以報章上的命案報導展開故事，也就是以看似「實錄」的方式創作。不木認為，如果淚香不是以實錄的方式來改寫翻案和原創小說，偵探小說就不會受到民眾的喜愛，因此明治時期的偵探小說和犯罪實錄必須視為一體。要到大正時代晚期，才開始出現外國偵探小說的原文譯本，並對小說與實錄間有了較明確的區分。這股虛實交融的風氣，顯然也反映在同處明治時期，改編自現實社會凶殺案的《艋舺謀殺事件》上。
然而，這種虛構的「偽實錄」熱潮逐漸造成負面影響，偵探小說的趣味來自作者的說故事能力、出人意表的情節。但在犯罪實錄中，讀者在乎的是發生了什麼駭人聽聞的事，這些事只要是「真的」就夠了，作者的技巧是其次。當時的犯罪事件並沒有那麼多，因此作者們必須像是寫假新聞一樣瞎掰獵奇八卦的劇情，內容益發欠缺深度，連帶讓界定模糊的偵探小說被貼上了粗俗、低級的標籤，隨著明治時代的結束走向末路。不木從大正時期回溯的觀點是這些大量出版的作品沒有真正產生出什麼東西，橫溝正史回憶那時是偵探小說的黑暗時代，而學者山前讓在《日本推理100年》(二○○一)下的總結是，「沒有太多值得關注的動向」。
歷經一段沉寂，日本推理元年以一九二三年的江戶川亂步〈兩分銅幣〉為標誌，偵探小說進入興盛期，最高峰時出現了一個月內各大出版社印製20萬冊新書的盛況。但犯罪實錄的地位卻維持明治以降的低落，甚至造就一個特殊的情況──甲賀三郎描寫傳教士島倉儀平這位稀世惡人的《支倉事件》(一九二七)如今是經典名作，和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一九三二)被評價為戰前推理的犯罪實錄傑作雙璧，但它們其實很長一段時間是被業界冷落的。直至權威評論家中島河太郎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犯罪実話史考〉給予了高度的好評後，才開始漸漸扭轉評價，中島所言「它擁有讓當時的長篇偵探小說相比下淪為兒戲的魄力」與戰前「它缺乏智力的趣味，只是提供一個基於事實的故事，純粹地煽情和聳動，與偵探小說無關。」的評語是天差地遠。
對於明治時期偵探小說有深厚研究的評論家伊藤秀雄認為，《支倉事件》與過往的犯罪實錄有所不同，採用了文學性的高明手法刻劃出主角的鮮明個性，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東京大學博士井川理的解讀是，當時流行的變格派因太過荒誕、缺乏真實性，讓偵探小說類型再度面臨「貶值」的危機，因此甲賀三郎提出基於事實來撰寫的本格小說為突破，《支倉事件》就是其中一種作法。有趣的是，犯罪實錄曾因「低級的偷窺慾」墜入谷底，卻又因變格派小說過度的「畸形與病態」而重獲新生。
度過大起與大落，如今品質紮實的犯罪實錄普遍受到應有的肯定，被視為犯罪文學不可或缺的分支。當我們認識日本犯罪實錄的前世今生後，便能理解《苗栗小使命案》的價值。首先它完全沒有明治實錄沒落的缺點，既不浮誇也不下流。三本維持偵探小說嚴謹的邏輯敘事，有條不紊地梳理出這起冤罪之所以成案的來龍去脈，更置入了先進的法醫技術。由於在一八九八年時日本尚未具備驗血、指紋等辨識身分的技術，苗栗案中的主嫌難以扭轉眾人心證。（人類在一九○○年發現血型，35年後日本才出現甲賀三郎以其知識構思的〈血型殺人事件〉，而指紋法更是在一九○九年才正式引進實施。）但主審法官仍做出重大決定，同意主嫌的請求，申請凶器從臺灣送至長崎進行再鑑定，以科學證實了原先的血跡鑑定有誤，具備明治維新後的開化思維，並刻劃出獨特的時代風景。
再來，由於偵查知識有限，本作的小使命案與龍山寺浮屍一樣在當時以懸案作結，但三本採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本創作，風格表現各異其趣。《艋舺謀殺事件》以小說自由地構思出一套縝密的詭計與真相，《苗栗小使命案》則虛實分明，保留了實錄常見的特色：完整收錄過程，但故事沒有結局。嫌犯、證據、可能與本案相關的竊盜案資料，皆光明正大地攤開在讀者面前，可自行進行紙上推理，作者不站在特定立場妄加揣測，儼然與妖魔化犯罪者或受害者的明治實錄作出區隔，堪稱清流。
最後，《支倉事件》與《小笛事件》的成功除了作家本身的妙筆，罪案的話題、犯人的異常也都是關鍵因子，佔據主要篇幅。但《苗栗小使命案》受害者是位找不到被害動機的16歲少年、主嫌又是個溫厚的同僚，在不虛構內容的前提下很難打造出《艋舺謀殺事件》的多重戲劇性。但三本發揮出與前作相同的優勢：日台同島的複雜文化背景，相異的習性會引導出截然不同的推測。由於小使室的不明入侵者腳步聲輕微，而本島人（臺灣人）搞事通常會成群結隊行動，因此一開始偵辦方向鎖定內地人（日本人）。但後來在命案附近發現一把被棄置的臺灣原住民染血佩刀，讓兇手是本島人的可能性浮上檯面，卻也不能否定是內地人的刻意栽贓，畢竟一旦範圍擴大到本島人，調查起來就更為困難。日治時期的日本人之間、臺灣人之間、日臺人之間，各有不同的相處模式與人際關係，也讓真兇的選項益發難辨、懸念十足，閱讀樂趣便分毫不減。
以史料的角度來看，本作在維護娛樂性的同時，更保存了日臺兩地這一段特殊歷史的珍貴紀錄，放眼日臺犯罪實錄作品中都是無可取代的。我們身處的串流平台時代，以連環殺手、神秘邪教為主題的真實紀錄片在全球屢創收視佳績，可以說人類對於犯罪的好奇心自古皆然。如果您也是位對真實罪案感興趣的True-crime fans，這起發生在日治寶島的苗栗離奇懸案，勢必不容錯過。
本文作者簡介／喬齊安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成員，百萬書評部落客，日韓劇、電影與足球專欄作家。本業為製作超過百本本土推理、奇幻、愛情等類型小說的出版業編輯，成功售出相關電影、電視劇、遊戲之IP版權。並擔任KadoKado百萬小說創作大賞、島田莊司獎、林佛兒獎、完美犯罪讀這本等文學評審，興趣是文化內涵、社會議題的深度觀察。
長年經營之書評部落格：https://heero.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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