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特】
台灣推理小說的「21世紀本格」定義，源於島田莊司認為在本格敘事中，置入更新的科技元素的「新本格」的想像。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作為日本新本格元年，彼時電腦、網路、醫學、科學乃至於哲學思考與研究，都是一種想像未來，卻又具備一定理論基礎的推測，而在其後的二、三十年間實現。
時至今日，島田式「新本格」的實踐，仍關注對未來科技世界的探索，並逐漸成為許多書寫實踐與其行銷的創作方向。不少評論者認為，這些對島田的「譯寫」，毋寧開展台灣推理的多元可能，進而為推理界帶來新的氣象，然而弔詭的是，它所帶來的危險，卻又導回1980-90年代台灣推理文壇對於「台灣」主體性失落的焦慮。
《神的載體》在其小說背景、人物關係及詭計設置中，可以清楚看見21世紀本格的追尋及「反烏托邦世界」的超越：透過《創世紀》神話創造伊甸（Eden），卻又告訴讀者尖端科技的「反叛」，始終來自於人類「理性」的偏差。
這些在科幻電影中的常見題材表現於《神的載體》對「不可能犯罪」的執迷，特別是「人工智慧」、「虛擬空間」、「記憶晶片」等理論基礎及其具象化（文字化）上。
不過，偵探吳浩鋒從未通過「科技基礎測驗」，且在近未來時代中，仍使用「封面老舊」的「筆記本」的特出，然而他最終仍須倚賴未來科技的「載體」始能一窺真相，推升小說的「未來感」，成就台灣發展21世紀本格推理的一大特點。
可是不論作者所設定的時代背景以及操作的科技想像如何「未來」，關於謀殺的根本，始終是人的「惡」——貪瀆、貪婪、私欲；換言之，作者意圖藉推理敘事傳達的，並不只是無法控制也不受控制的未來科技（與「天才」）造成的悲劇，而是不因時代背景而異的關懷。
這一點，與作者在小說中置入了大量的時事、新聞議題密切扣連，從台灣推理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作為本格敘事基底逐漸成為一種模式，且這個「社會」也越來越靠近作者（及讀者）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換言之，未來感的破滅勢必成為被某種程度「除魅」之因，終究源自作者期待透過書寫傳達對當前社會的關注；從犯罪的「不可能」到「可能」，展現台灣推理的現實面向，產生與其他類型文學不盡相同的特徵——反映現時中的社會與人群。
《神的載體》更深一層的懸疑，在於作者在小說終章放棄了偵探「解釋」真相的唯一權力，而讓未來科技反叛所產生的「雙向錯覺」——一方面那確實是基於科學理論對近未來的合理推測，另一方面，讀者卻難以分辨最終「決鬥」人物究竟代表著現在（2016）或近未來（2030）的主體？但不論如何，訴說「真相」者的多重轉換，勢必通過作者創造的科技始得完成。
由此延伸至空間的觀看，全書有許多如T、S、W等代號，看似對小說城市進行架空世界的構造，卻留下「T大學歷史悠久，學生數是全國第一，想當然耳也是全國第一志願」、「T大學周遭人口稠密，……街道馬路皆壅塞嚴重、甚或人車爭道糾紛不斷險象環生」（148）兩段線索，配合「很久以前，這條路的兩旁種了一整排椰子樹」（149）的回顧，作為台灣讀者都能聯想到台大，正好對應不少推理作品向來以「T」替代「台北」的習慣。
然而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這些代號指涉的真實地方與場所，而是台灣推理發展21世紀本格時，為何需要在一個趨近於架空的近未來世界中置入這層台灣的「關聯」，進而召喚讀者的「印象」？
這回應了「在地化」的追求，意即《神的載體》雖因其先天因素歸入「島田」系譜，但仍因敘事中時代與空間的台灣性連結，產生「本土書系」的積極意義。
也因此，《神的載體》最大的難處，必然是如何處理未來想像（科技理論的解說與新型機器的使用經驗表述）及對現時／實情境的回應，如吳浩鋒進入「pavo house」時感知「都市傳說」般超乎想像的經歷（205），卻又隨即自覺「明明是虛擬的空間，一切卻如此真實」（225），造成其未來世界建構的錯亂。
此外，城市充滿「計程車」、「捷運站」，建築內「時常故障的電梯」、「金屬製防盜鍊」，黑幫佔據公共空間、記者推擠採訪獨家新聞等，雖表現出對當前社會的「共鳴」，但安置於「近未來」的想像世界（包含科發所、人科所、The One公司、虛擬空間的Eden、Eva、機器人、資料庫Walking Shadow、Spider Collection），卻也同樣產生跳躍與混亂。
雷鈞提到書中「顯得理所當然的未來世界」，即呈顯出《神的載體》對「這個時代」的讀者的召喚及相應的矛盾，然而《神的載體》仍因它的「超越」——那個透過科技將偵探的話語權交還給「神」——的嘗試，在台灣推理界持續譯寫21世紀本格的歷程中產生翻轉，並且在其書寫策略中，展現出對現時社會的關懷可能。
（本文原載於《文訊》2016年7月號。頁194-195。經修正後刊載）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