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林推獎具備的指標性與典範意義，仍應回到「文學獎」在台灣文學場域及對文藝創作思潮產生的「權力」關係之上，進行進一步的理解與探討。向陽曾就台灣文學獎及其現象，論述「獎」的權力運作關係，他認為這個權力，首先來自於「獎」從規章的設定、委員的遴聘到評選的展開，都是對文壇作者身分的肯定或拔擢，使得文學獎本身對「文學創作或風氣具有煽動、激發與生產的實質效果」 ；其次，獎項的設立暗示了建立或鞏固文學書寫的風潮的可能，它不但可能達到某種「建構、強化以及擴增文學班底的作用」 （向陽，2003：38-39），特定意識形態的介入，陳國偉也指出林推獎在當時顯現出「一個上下游完整的文學生產線與出版模式」，藉此可能建立典範意義與詮釋權力 （陳國偉，2013：45-46）。從這些觀點來觀察第一至四屆林推獎的辦理過程，亦能達到某個時代與時間段落中的歷時性回顧，並且從中探索演變與典範轉移的進程。

 

　　第一屆林推獎自1987年11月至1988年4月展開徵稿，5月進行評選，最主要的目的是「鼓勵更多同好投入推理文學的創作領域」 ，同時也展現推理在台灣發展的初步成果；本屆評審意見指出兩個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入選小說面臨最重大的問題在於「創新」
　　景翔在評選過程中，指出〈再一次死亡〉的詭計設計「已見於內田康夫的淺見光彥探案《平蒙傳說殺人事件》」，〈最後的旅程〉「有抄自日本推理小說之嫌」，〈公寓裸屍〉「頗有艾勒里昆恩那種反覆辯論推敲分析的特色」，黃鈞浩也認為具有「歐美作品的味道」 等等，都反映出早期的台灣推理小說實踐，仍然受到外來推理敘事模式與詭計設計手法的深刻影響 。

二、對建立台灣大眾文學的期待
　　傅博在「總評與建議」中建議「有生命的小說不要只憑空想，沒有把握的事，最好去查資料，或以自己的經驗為寫作範疇」 ，應和了向陽所言：「涵蓋『多學廣識』、人的生活、生存與生命的探討」（向陽，1986：16），更重要的是這段話立基於「本著使推理小說能在台灣發皇的期待」，讓新聞性與社會性話題，以及推理成分與社會意識的結合，在文學獎的權力運作下，建立了一種特定的典範意義。

　　獲得首獎的思婷〈死刑今夜執行〉，以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為背景，敘寫「五十歲人，妻兒一堆，不會亂來；鄉下出身，大字不識一個，也就不會看地下傳單，不會看任何刊物，這種人沒有自己的思想」的死囚室守衛李由最後卻決定依照自己的「思想」幫助反叛份子，保住了他們的地下組織與「自由和民主的呼聲」 。這篇小說的重要性在於它展現了不同以往的社會觀察與關懷，思婷不僅透過李由的行跡，反映當時社會相當普遍的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景，更從李由的兒子小山死前說：「我不想死，我不要文革，我想讀書」，以及女兒小虹被受到公安局壓力的學校的扣留時，李由的咆哮：「老子替你們賣命二十年，現在就站在這裡，有種的話你們上來抓我呀！」 凸顯了他對於社會思維的反動，已不再侷限在錯綜複雜的男女情愛關係，以及謀劃財產利益的貪婪，連結到他依照真實的事件，反映文革時期社會現象的創作動機，以及「推理小說原來也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社會問題」 （思婷，1988：145）的自覺。

　　第二屆林推獎的評審意見結論，則提及當屆作品中的兩個特色，表現了社會性與在地化之間的可能連結：

一是內容的本土化，像中文電腦、統一發票的對獎等等，令人感覺到確實是發生在目前社會的事件，因而產生一種親切的認同感，這是推理小說在本地紮根的基本要素。

第二就是，作者普遍體認到必須以自己的經驗為創作依據，即使不能親身體驗，也要對所描述的人物、背景有深刻的認識，如此寫來，才不會僅是空泛的皮相。

　　「在本地紮根」清楚表明了台灣推理小說正在進行的在地化歷程；就當時而言，中文電腦的操作、統一發票的對獎，充分地表現了當前社會的「實景」，因此讀者在閱讀後便容易取得「認同感」。這些評選標準，將社會性與在地化兩者扣連，因此為了避免「空泛的皮相」，推理敘事更必須導向「反映現實」，包含人物個性的設定、小說場景的描寫、情節對話的語言等，都強調作者個人的「體驗」與「經驗」。

 　　所以，在具體的意見中，可見如鄭清文認為〈借火〉一篇「對目前太富足的社會頗有啟發作用」 ，或如葉石濤認為〈獎〉全篇最可看之處在於「環保街頭訪問時，無意間錄到兇嫌一事」 ，都強調在推理小說中，社會事件與社會意識的化用或轉化，對於「社會現實」的反應具有頗為積極的意義。換言之，本屆首獎雖然由具有本格推理手法的〈生死線上〉獲得，但評審們評選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總體意識，仍然朝向社會性與在地化結合的期待。

　　余心樂以〈生死線上〉獲得第二屆首獎，在他的得獎感言中，通過寫作過程的回顧與堅持，更加闡明了他在推理小說創作中的推理性追求，具體而微地表現在「詭計」的設計上：

深怕辛辛苦苦觀察體驗得來的新創詭計（均經一一上山下海親身試驗，確定實際可行）為別人捷足先登，所以常要多費一番心神去留意中外坊間的偵推作品，有無他人正在運用類似詭計，有時乍見小說標題似與自己構想中的情節相關（譬如火車時刻推理），往往觸目驚心，緊張得寢食難安（余心樂，1990：25）。

　　余心樂自述在創作推理小說時，首重的是詭計的「新創」，也就是說這些詭計非但不能與自己或他人重複，更需要經過仔細設計安排甚至實際演練其合理性，才能於小說中使用。因此，他敘說自己的寫作習慣是「先將小說中各個人物、各種狀況，以及邏輯偵推的過程一一在草稿紙上記下，配上自己繪製的圖表，經過大約兩週的紙上推演，並實地操練詭計的可行性」（余心樂，1991：25）之後才展開寫作。

　　作家創作的習慣與堅持，反映了小說中對於推理性與邏輯辯證思考的重視。例如李立勉以繁複的火車時刻詭計殺害胡柏，並做出最有力的不在場證明。以此，偵探漢瑞一開始為了證實李立勉的清白，針對死者死亡的時間與火車時刻的關係進行了梳理，也就販賣員提供的資訊繪製了簡表；漢瑞在整篇小說不斷以條列式方式提出他對相關人員涉案動機的分析與判斷，並且製作了多張火車時刻表作為引證，甚至作者在漢瑞與兇手進行最後的對決時，仍不忘告訴讀者「請參附圖A」、「請參附圖B」 ，除了在小說敘事中表明他「非得把其背後所隱含的真義挖掘出來不可」 的決心，這些細節的敘述，都展現了推理性的介入，意即即便偵探本身並不具有高度知識力身分的象徵，但是他依然通過推理的過程與方式，建構了以推理性為主的小說敘事，完成非常高度的推理性實踐。

　　第三屆林推獎入選的作品與評選意見，更反映出台灣推理小說在文藝本土化的發展傾向下，在地化類型的建立與其典範意義的完成。如周浩正評〈一貼靈〉：「描寫人被壓迫到那麼卑微、渺小的情況下，仍努力求生存的掙扎，寫人性面寫得非常深刻。」 楊青矗評〈遺忘的殺機〉：「寫出了時下年輕人在國內考不上大學，想盡辦法到日本留學，但事實上不少女性到異國後，為生活所迫淪入風月場所的那種辛酸。」評〈復仇〉：「裡面所寫的人性都是善良的，即使暗伏的殺機也是因誤會而引起。」 在這些評語中，「社會性」被特別標舉出來，楊青矗在評選過程中更直言：「既然是要選出公開徵文的首獎作品，我認為必須賦予特殊的意義，純以小說吸引人還是不夠的。」 這個特殊的意義，即是在推理敘事成分外，所應該具備的深刻的社會性與社會意識，他同時據此標準，明確指出了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目標：

我覺得推理小說的情節往往受限於命案的發生，一旦追查出兇手後，讀者就不想再繼續看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公式，也使推理小說的路越來越窄。此次徵文有幾篇作品就擺脫了前人的窠臼，而且處理得很好，我希望這是國內推理小說超越單純的命案推理的契機。

　　對照楊青矗的結語中「往往受限於命案發生」的小說情節以及「公式」，自然是針對歐美、日本這些外來推理作品而言，因此「擺脫窠臼」，一直都是推理在台灣發展的一致追求；而在推理敘事中結合社會性的方式，似乎也能夠進一步建構台灣推理的主體性。

　　1990年底第三屆林推獎評選結束，恰好作為1980-1990年這段台灣推理小說發展的時期，作者創作的背景，以及在地化、本土化路線確立的總結。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性」在早期台灣推理小說中逐漸佔據一個與推理敘事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成為本格復興前最具典範意義的標準與價值。

　　到了1991年底的第四屆林推獎，則產生了若干變化。除了朱佩蘭和林敏生共同指出參賽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日本推理名家的影子」 的模仿，顯示台灣推理發展至1990年代，仍無法真正脫離外來推理傳統的影響之外，景翔則總結了三項具體的變化：

一是取材範圍普遍擴大，以往的作品多限定在謀殺案，本屆則出現多樣化的題材，在詭局上也較有新意。二是寫作技巧較變化，向現代人生活都會用到的電腦也被巧妙用上了。三是融入了特殊經驗，包括軍中環境、離島生活、特殊族群等，此種寫法的好處是，讀者可以接觸到新的人、事、物。

　　從評選的意見來看，進入1990年代後的台灣推理文學的主流價值，仍然延續著以社會性貼近時代性的模式；例如〈考生之死始末〉中「電腦」的使用，被評審一致地讚賞為「新科技可以開拓題材及範圍」、「合乎時代性的推理作品」 ，顯示如何反映當時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景態，仍舊是推理小說中最為關切，也是最被看重的部分。

　　本屆首獎作品〈M16A2與M16〉與〈考生之死始末〉，與過去幾屆的獲選作品相較，更強調推理性的展現，也使用了古典推理中常見的書寫套式；評審對於本篇的優點，大致上分為「整個詭局設計合理」、「主犯能利用排班表，把這些時空因素穿插得恰到好處」，以及「推理氣息達到最高潮」 兩個層面。就小說敘事內容來看，這一群意圖偷槍並且嫁禍給連長的士兵，主要利用軍械室的配置與開關，以及六人的衛哨排班表，策劃偷槍、換槍的過程。作者同樣清楚繪製了軍械室的配置圖以及偷槍行動路線示意圖，也在小說敘述中提醒讀者必須參閱這些附圖 ，作為與讀者共同推理的連結。

　　這樣的連結自然表明了小說中偏向推理性的書寫主軸，例如六人輪流站哨時，從三點四十分到六點整這段時間的記錄，以及偵探白少峯一一抄錄下這幾人的外出情形，都作為破案的重要線索，而這些線索也同時如實展現在讀者的眼前，推理小說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互動的場域。第二把假槍出現後，除了增添了小說敘事的懸疑性外，也刺激了白少峯進行更進一步的推理，而推理過程完全以第一人稱、自言自語的自述完成 ，最終也吻合了真正的主犯所設計的詭計。

　　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到〈M162A2與M16〉的獲獎與受到好評，已經展現出與1980年代創作相當不同的推理敘事，最明顯也最具影響力的層面，即是社會性不再只是當時主流價值中「好的推理小說」的唯一評斷標準。

　　總合來說，在本格復興以前，1980年代起本土作家的創作，逐步建立了反映台灣推理在地化歷程的本土推理類型，而林推獎與出版社、紙本媒體與文學社群間的相互推動，直至1990年代中期，仍然是台灣推理文學場域的主流，所入選的作品，也是當今讀者回顧本格復興以前的台灣推理小說面貌時，必然不可忽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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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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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心樂（1990.2）。〈娛人自娛乎？或娛人自愚？〉，《推理》第64期（1990.2），頁23-26。

余心樂（1991）。〈生死線上〉，《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2》（頁7-85）。臺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余心樂（1991.4）。〈善意的偷工減料〉，《推理》第78期（1991.4），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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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婷（1989）。〈死刑今夜執行〉，《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1》。

莊仲亮（1992）。〈M162A2與M16〉，《推理》第88期（1992.2），頁24-60。

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