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土犯罪小說的發展軌跡

本文節錄自洪敍銘發表於2021《詭祕客》專文之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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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台灣犯罪小說，只要該作品在台灣發表，且在其文學書寫上，具有「犯罪」的具體情節或其延伸概念。許多研究指出，早期台灣以古典中文創作或日文創作的推理小說，都是廣義的源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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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要談論屬於「本土犯罪」此一具狹義定義的類型，就必須考量台灣的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的特殊條件，例如戰後文藝思潮、解嚴後的國際情勢、地方建設的開展與地方意識的強化，這些均促使各種文藝體裁的「本土化」轉向，在文字的書寫型態、作者創作身分及發表場域上，也產生了較狹義的定義，此即楊照（1995：142）指出的「描繪、探索『本土特定面相』」，藉以對應當時的台灣社會環境，並與其他外來的文學類型或體裁，產生根本性的區隔；於此同時，出版禁令的逐漸鬆綁，也讓屬於台灣本土的犯罪文學有了更多的發表空間，產生一些以文學創作為主體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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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視域下，被譽為「台灣推理第一人」的林佛兒主導的林白出版社、《推理》雜誌、林佛兒推理小說獎，提供台灣犯罪文學發表、成長茁壯的園地，也是台灣犯罪小說積極展現「本土性」特徵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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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年代：人性與社會現實的關注

1980-1990年代的台灣犯罪文學的主旋律，大抵環繞在以林佛兒為核心的社群網絡與出版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林佛兒的短篇〈人猿之死〉1978年於《自立晚報》、中篇〈島嶼謀殺案〉1981年於《中國時報》美洲版等報紙連載，是目前研究考察中，結構相對完整，也較為人所知的台灣犯罪小說之一；1984年《島嶼謀殺案》於林白出版單行本，也是台灣第一本實質上具有當代本土性的犯罪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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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推理》雜誌創刊，更創造了台灣本土作家專屬的創作空間，除了作家外，亦涵括許多如葉石濤、黃鈞浩、傅博、景翔等評論大家，使犯罪文學的創作蔚為風潮；如溫瑞安少見的犯罪小說《殺人》（1986）、被寄予厚望的林崇漢《收藏家的情人》（1986）、思婷以中國為背景的多個短篇作品，都曾發表於《推理》；而林白除了推出這些作家於《推理》刊載的短篇選外，杜文靖《情繭》（1986）、林佛兒《美人捲珠簾》（1987）兩本長篇推理的問世，更是當時時興的短篇創作風潮中，相當少見且珍貴的作品。（同期尚有林崇漢於希代出版的《從黑暗中來》［1986］、杜文靖於五千年出版的《墜落的火球》［1987］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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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年代的台灣犯罪小說，幾無例外地展現出相似的核心命題，即「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讓社會儘快達到公道正義的境界，至少，要有一股和黑暗抗衡的光明力量。」（林佛兒，2008：80）因為這種強烈的意識，使小說著重於揭發人性真實與社會醜陋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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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0年代：「文學性／通俗性」的界線之爭

1980-1990年代對日本社會派推理的引進，逐漸形構出以社會性書寫為主，旨在揭露社會現象與事件，揚發社會公道與正義的典範模式，在台灣犯罪文學場域內部，有關「文學／通俗」的取捨和辯證，則是進入1990年代後最被關注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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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代中期，鍾肇政、苦苓、陳寧貴等人即已描述當時一種「用推理小說形式，來表現純文學」（陳寧貴，1985：13）的範式；1980年以降的台灣犯罪小說，似乎被預設或被期待成為「提升通俗文學水準」的表現形式，原因正是「文學」可以深化「通俗性」的內涵，在這樣的視域下，此一時期的犯罪文學，存在某種朝向純文學靠近的創作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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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可稱為「文壇盟主」的林佛兒，分別在1985年、1992年針對這樣的議題發表了他的看法，具體來說，他認為以推理為主流的台灣大眾文學不能僅用「通俗」、「娛樂」的世俗眼光視之，「推理小說也是文學的一種」（林佛兒，1985：21）表明了「文學性」對於小說創作的重要指標意義；然而，他雖一方面強調推理小說透過邏輯與知識系統而推演的條件，實際上是調和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或說文學性與大眾性的獨特類型（林佛兒，19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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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楊照與陳銘清在「文學性／通俗性」議題上的論戰，除了擴及到當時在線的不少作家外，也牽涉到更深層的內容層面，「何謂本土？」「怎樣在地？」成為此一時期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

3、2000年前期：本格復興

時報百萬小說獎後，00世代作家對台灣犯罪文學「路線」爭奪的具體回應，在於如何對主流純文學價值實現反動，並進一步建構新的文學中心——復興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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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作者們的成長年代，仍十分仰賴報章雜誌等紙本載體，而當時文壇上最能看見、被接受的文體，並非血本純正的「本格」系譜，這種錯置所引發的焦慮，使得早期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歷程，原本期待藉著「社會性」凸顯「本土特殊性」與「台灣主體性」，並完成其在地化的目標落空；也因此，我們也能弔詭地看見他們焦慮的來源與不滿的爆發，除了對當時的「純文學」場域外，竟也擴及前輩作家──1980年代以降台灣犯罪文學主流價值的象徵。

4、2000年後期：本格如何「在地化」？

本格復興的新浪潮，可謂席捲了台灣犯罪文壇，加上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不同於紙本載體的傳媒日新月異，一時間確實有種天翻地覆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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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對於本格的接受，卻不如想像中的順利，一方面仍然因為網路所帶來的劃時代革命，改變了知識傳播的途徑，過往以特定出版社、文學雜誌、文學獎為核心的社群網絡影響力日漸式微，犯罪文學作家轉投入長篇創作，拉長了新作品發表的時間，以致於2000年前期的出版數量，竟有銳減的趨勢；另一方面，儘管「復興本格」意圖翻轉的是台灣起初「變格」輸入的錯位（陳國偉，2010：41；2013：55），但對整體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而言，「本土」界義、「本土特殊面相」的追求，卻彷若內植基因一般，不可避免地受到重視甚或推崇，在文本的精神內裡和創作手法或技巧上，貼近當前社會環境，並試圖呈顯探索和反省，這種具有「時代意義」、與「社會脈動」的連結傾向，讓此一時期的本格書寫，有了不盡相同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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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林斯諺（2006：9）提出「本土性」除了與地域相關外，也牽涉本土的精神及意識層次，甚至帶有批判意味，然而「本土性」的範疇，在於與「台灣」相關質素的緊密扣連。這樣的論點，快速地將「本土／本土性」和「台灣」相互連結，不符合此定義的作品也就自然地被排除在本土創作的範疇；換言之，通過台灣的地域環境與社會精神意識連結「本土」，產生較為積極的社會功用，也讓台灣犯罪文學中的「本土」與「現時」得以相互對照的思考徑路；吳哲硯（2006：14）則進一步說明，在敘事情節與結構上，作者可以充分運用台灣特有的人、事、時、地、物，來調動讀者的本土心理原型，進而召喚出本土的國族寓言。這些討論，在「本格復興」的時代裡，添加了不少弦外之音。

5、2010年（一）：呼之欲出的台灣21世紀本格

日本文壇巨擘島田莊司曾在訪談中說：「倘若推理小說創作者只為了迎合影視觀眾群，大量融入愛情、金錢、權力鬥爭等一般觀眾愛看的劇情，卻忽略了本格推理真正應該具備的要素，那麼我非常擔心本格推理會在日本逐漸消失。」島田莊司在日本境外推動「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並說明其核心理念是「假使日本的推理小說創作者逐漸偏離本格的正軌，那麼轉向國外尋找其他語言的本格推理創作人才，絕對是值得一試的。」（周若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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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創立，由島田莊司親自評選，參獎作品亦必須符合「島田老師對本格推理的定義」，即必須經歷「謎題／謎團」到「解謎過程」，以及辨識本格的關鍵元素與氣氛，且「能把犯人的推理、曖昧不清的事件順暢說明」（既晴，2005：115-116），「推理性」作為小說創作的核心焦點，被認為是日本新本格系譜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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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島田莊司的號召，加上更多元的出版機會，許多台灣作家投入徵獎，並藉由「島田美學特色」轉譯在地的「島田想像」（陳國偉，2011：71）；當然，對島田式的「新本格」而言，本格之「新」及其未來發展，必然與更新的科技元素的置入相應。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日本新本格元年的1987年，彼時電腦、網路、醫學、科學乃至於哲學思考與研究，都呈現一種對於未來的、未知的推測，這些推測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而且在這二、三十年間（也就是島田獎進行海外徵選之時）一一「實現」與「應驗」，因此島田式「新本格」的實踐，維繫或關注這種對更未來的科技與世界的探索，歷屆徵獎作品中，可見此一書寫形式的推理敘事的崛起，且逐漸在台灣犯罪文壇與其出版行銷中，佔據了主流的發言位置，緣此而來的「台灣21世紀本格」，短時間就成為這個年代的創作主軸。

6、2010年（二）：島田獎外的犯罪百態
島田獎所引動的犯罪小說創作能量相當可觀，也讓台灣的眾家出版社，開始有了更積極、主動的犯罪小說出版計畫。除了最初主辦的皇冠文化外，秀威資訊於2015年底打造「要推理」書系，至2020年底已出版69本（至今已累積超過90本），以每月平均超過1本的出版速度，一躍成為台灣犯罪文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而尖端文化也在既有的翻譯作品引介和輕小說的出版基礎下，以「逆思流」系列有計畫性地推出犯罪小說作品，獨特的選書視角和書封包裝的策略，更加吸引讀者的目光；此外，延續2000年的「人狼城文學獎」，前身為「台灣推理俱樂部」的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也以年度文學獎的方式，發掘新的作者與優秀的短篇作品，讓此一時期的台灣犯罪文壇進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格局。

7、2020年：疫情下的台灣犯罪文學

2019年底，新冠肺炎（COVID-19）迅速蔓延全世界，改變了當代社會中各種社交活動、經濟發展，更可見各地因隔離、封城、鎖國對整體社會、人際關係造成的巨大影響，身心靈的桎梏，深層的恐懼、無助，以及無止盡的迷茫、苦悶和困惑，社會的動盪與國際情勢的失衡，這些主題已漸漸地發生於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學體裁中。在台灣犯罪文壇，既晴《城境之雨》（2020）、提子墨《浮動世界》（2020）、游善鈞《空繭》（2021）或多或少地探索城市街道、社會福利乃至於世界觀的形態變化，傳達幾乎是專屬於這個時間世代的共同語境與人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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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疫情雖然造成人際間實體交流的困難，卻似乎沒有太過影響多元奔放的創作榮景，觀看2020-2021年的台灣犯罪文壇創作能量豐沛。在疫情的時空背景下，《筷：怪談競演奇物語》以「跨域」、「跨境」的創作企劃，拉開了別開生面的序幕，讓讀者可以看見更多國境與國境間的探索和創意激盪，在尚未能看見疫情盡頭的此刻，萌發出不同的想像與構想。
 
而秀霖（《阿罩霧戰記》，2020）、張國立（《乩童警探》，2020、2021）、游善鈞（《瞬間正義》，2020；《空繭》，2021）、天地無限（《滯留結界的無辜者》，2021）等文壇健將推出新作，他們的寫作視角也更偏向現時，關懷面向也更加深沉，許多在台灣犯罪文學發展史中堪稱經典的作品，也紛紛推出更臻完善的修訂本；而備受期待的青年作家，如沙棠、八千子、楓雨、千晴、沙承橦．克狼，也充分掌握資訊世代的優勢，延伸他們所各自擅長的書寫世界，持續透過作品累積創作經驗，或許能在台灣犯罪文學發展邁向第三個20年的進程中，漸漸取得某些重啟「典範轉移」的話語權力。

8、未盡的小結

「使台灣早日出現能媲美江戶川亂步或克莉絲蒂等偉大作家的人物，讓我們的推理小說迷不再受『崇洋媚外』之議。」（巫姿慧，1988：17）如咒語一般，成為台灣本土犯罪文學發展至今四十多年的歷程中，最揮之不去、也是最漫長的追求；「自己的」範疇，必然需要先回應與「別人的」分野。透過對「本土」的狹義定義而生產的地方認同意識與主體性，確實是自1980年代以來所有論爭的核心；跨國犯罪文學的交流以及IP的異軍突起，讓這樣的界線看似有些鬆動，更新一世代的作家也許可以沒有包袱地、自由地書寫他們生命裡、日常中的各種犯罪想像與事件，或許反而更能擴展或深究「台灣」的地理或心理框限；不論如何，在那之前，理解與回顧台灣犯罪文學的發展歷史與軌跡，總是一條能夠嘗試找出解答的路徑。